他们，是本领过硬、一心为民的“基层好干部”；
他们，是满腔热情、醉心公益的“志愿领头人”；
他们，也是干劲十足、激情饱满的“优秀企业家”……
如今，他们是“文化村长”——扎根农村文化礼堂，创新探索活动方式、项目载体，赋予农村文化礼堂更大能量、流量。
近日，2023年鹿城区第一批“文化村长”季度擂台赛暨第二批“文化村长”聘任仪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从“擂台比拼”到“现场招聘”，从“专家论证”到“观众呼声”，新一批文化能人在重重选拔下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村长”的新生力量。
“文化村长”是激发文化礼堂治理的一个创新尝试。新颖多元的文化活动，激发出村民的公共精神。这一参与式共创模式，正打造出村社的神奇能量场。
“造纸术”非遗制作
一
以文化人，以文润城。自2013年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启动以来，全市农村文化礼堂从无到有、串珠成链，3000余座文化礼堂成了瓯江大地上的“文化灯塔”。
礼堂建好了，怎样管好、怎样用好成了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为此，我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积极探索社会化运营，试图通过“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办法寻求突破。
“文化村长”便是政府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对文化礼堂进行社会化运营的有益尝试。
过去，受基层文化从业人员力量不足、素质不高等因素制约，文化事业发展存在一定局限。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群众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由政府包办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已经跟不上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基层公共文化事业迫切需要创新服务方式。
比如，文化礼堂的文化活动自然要靠懂文化的人去推动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但全市如此多的文化礼堂，单靠政府派遣工作人员驻扎当地，不是费不费人力成本的问题，而是实在没有如此多专业对口的人才。
再比如，不同地域的村民、居民，往往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取向，单靠政府派送文化活动、文化产品，反而会落入众口难调、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乡村要留住记忆、记住乡愁，关键在于文化要振兴。“文化村长”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一股内生性力量，具有引导、示范的重要功能，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促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
“文化村长”季度擂台赛
二
为了使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多元化，这些“村长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比如，依托礼堂阵地延伸，和城区各大研学基地、文化场馆建立互通机制，针对老人开展鼓词、科普知识讲座、义诊，针对村民、少儿开展党史理论宣讲、国学经典诵读、非遗手工制作、排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曾经冷冷清清的文化礼堂重新热闹起来，让村民们放下筷子就能感受一场文化盛宴。
比如，立足侨乡特色，为文化礼堂搭建直播间以及直播团队，将乡村建设的成果与前景展示给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华侨，定期承办“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夏令营，常态化开设云课堂，让乡贤共赏家乡文化，同看家乡风貌，甚至回国共建美丽乡村，可谓“兴了文化、聚了人气、富了口袋”。
比如，发动乡贤组建爱心早餐义工队，打造“爱心早餐”文明新地标，以施粥舍茶善举，唤醒公民意识，汇聚全民共建共享、共筹共治的广泛合力。
从公共文化人才角度看，这些文化能人不仅是具备一技之长的专技人才或复合型人才，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他们可以通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打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中。
文化的火种在悄然播撒，越来越多的村民被文化唤醒和点燃。
在鹿城区，31名“文化村长”自上岗以来，以文化礼堂为阵地，开展了非遗手工、民俗农艺、特色场馆体验、文化沙龙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出10余条文化研学路线，并定期推出文化市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真正让文化礼堂“用起来”“转起来”“活起来”，也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亮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藤桥石埠文化礼堂8090复古派对
三
从“文化村长”推行的效果来看，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管理，能较好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对于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凝聚文化合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村长”思享会
如何真正并长效发挥“文化村长”这一角色优势？笔者认为，当以机制保障运行，以监督确保效能。
一是广撒网，精挑选，打造“温州严选”。
谁来担任“文化村长”？
所谓“高手在民间”，可实际操作却苦于与基层文化阵地的链接渠道受限。因此，需广泛拓展引才渠道，大开引贤之门。
文化人才各有所长，各村、各镇、各街道情况不一，如何避免“村长们”“水土不服”？对此，政府可依托文化人才库中按照技能、意愿、资源等指标精准梳理合适的社科人才、文艺名家等，并点对点邀请其担任适配村社和礼堂的“文化村长”，参与到文化礼堂的日常管理和乡村治理工作中。
二是搭赛台，重奖励，激发“鲶鱼效应”。
如果将“文化村长”投入使用后就置之不理，则如同往水池里扔几块石子，或许能在一时激活水池生态，但日子一长难免归于平静、落于乏味。搭建比拼“赛场”，以奖代罚，以赛促效，是激活基层文化生态圈的绝佳路径。
从鹿城区举办的多场“文化村长”季度擂台赛来看，可通过创新竞比机制，设置共治指数、共富指数、特色指数以及争先创优指数四项指数，赛出“最美文化村长”。同时，可适度安排奖补，激励“文化村长”参与管理积极性，赋能农村文化礼堂效能提升。
三是线上评，线下考，装好“监控探头”。
引入“文化村长”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仍是一种较新的尝试，而新事物的成长离不开适当的监督与管理。
鹿城做法提供了参考。如，线上，“E鹿礼堂”智慧场景应用，通过采集“文化村长”共治共富指数，对全区150家文化礼堂实现智能化管理全过程。同时，数智电视让群众的满意度成为可视化的第一指标；线下，“文化村长”机制被纳入街镇绩效考核，倒逼属地加强同“文化村长”的联动，指导文化礼堂完善驻堂服务积分，并与礼堂星级评定体系挂钩。
此外，AI、VR、大数据分析等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填补了线下监管的盲区，为“文化村长”模式打上“双保险”。
随着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升级，诸如“文化主理人”“礼堂工坊”“文化伙伴”“文化管家”等模式在全国各地涌现，成为政府与市场合作的示范样板。但无论是哪种模式，关键还是要将人民群众的文化体验放在第一位，让市场在政府管控下打通群众文化享受“最后一公里”。
原标题：“文化村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