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地理学上，我国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由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一侧人烟稀少，一侧人口密集，两侧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投射到浙江，也有一条地区差距的分割线——“清大线”，以杭州临安清凉峰镇为起点，到温州苍南大渔镇为终点的直线。线的东北侧，水系纵横、土壤肥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较好；线的西南侧，群山连绵、耕地稀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无独有偶。最近，省发展规划研究院课题组在研究城乡收入倍差时发现，城与乡之间也存在着一条“地理分界线”，将杭州淳安、金华磐安、台州椒江三点串联成线，东北侧城乡收入倍差没有一个高于2；西南侧城乡收入倍差普遍较高。
读懂这两条线，寻找蕴藏背后的地理、社会、经济意义，或能为缩小三大差距提供更为精准的方法。
一条线看区域协调
“清大线”，在研究浙江区域经济的专家学者眼中，是一条有特殊意义的线。记者检索历史资料，又经多位研究浙江区域发展的学者提供线索，最终发现“清大线”首次提出，是在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2002年，浙江开始实施旨在帮扶后进地区发展的“山海协作”工程，2015年，26个“欠发达县”实现摘帽。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区域差距总是存在的。如何拉高标杆，持续不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2017年，作为省级高端智库，省社科院组织开展“新的历史方位上浙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继续‘走在前列’若干问题研究”的课题，其中就包括区域协调发展。
时任省社科院院长迟全华担任此课题的负责人，他认为：“可以把‘胡焕庸线’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浙江的研究中，包括人口、地理的分布、气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迟全华回忆，2017年课题立项后，他借来了许多年份的《浙江年鉴》，每一本都颇为厚重，光研究计算的数据，就写满了十几张A4纸正反面，同时还学着自己在电脑上画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等。
“一方面要收集、研究和整理大量的数据进行论证，既包括全省性的，又要各市的，然后计算、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要收集先发国家和地区，以及兄弟省市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案例，提炼其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整个研究过程可谓‘痛并快乐着’。”迟全华说。
最终，把庞杂的数据放到地图上来看，一条西北至东南走向横线逐渐清晰，线两侧分别是浙东北与浙西南，线的起点是临安清凉峰镇，终点是苍南大渔镇。
迟全华说，临安作为杭州的一个城区，其实东西部差别很大，特别是西部的昌化、於潜地区属于山区，海拔很高，达到1500米至1700米，不论是人口、地貌还是气候，与临安的东部地区有很大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明显差距。清凉峰以北，山势渐缓，直至湖州都是平原水乡；清凉峰以南，就是淳安、衢州一直连到丽水的山区，所以起点选在清凉峰是比较合适的。
而终点选在苍南的大渔镇，也是相似道理。大渔镇以北的金乡、钱库、龙港等地，位于鳌江南岸平原，河网密布，民营经济发达；大鱼镇的西南面，多有千米以上高峰，与闽北山区相连，地势高峻，经济发展不如北面乡镇。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供图
数据证明，“清大线”的提出极具研究价值。当时，“清大线”西南侧拥有全省40%的面积、20%的人口和10%的GDP，与东北侧形成了明显差距。单以人均GDP为例，“清大线”西南侧为4.38万元/人，东北侧为8.50万元/人，倍差为1∶1.94，接近一倍。
“清大线”出炉之后，浙江陆续出台了许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文件，包括《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新时代支持浙西南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山海协作结对帮扶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一条线看城乡均衡
时隔6年之后，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另一家省级高端智库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课题组再次围绕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研究。
浙江是我国城乡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代表性数据就是城乡收入倍差。2022年，浙江城乡收入倍差为1.90，连续10年缩小，在全国各省区中最低。1.90，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90倍，倍差数值越小，城乡发展越均衡。
然而，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战略谋划研究所所长郎金焕发现，省域整体均衡发展的背后，在更微观层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科”。比如，倍差较低县（市、区）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比如嘉兴的秀洲区、南湖区和舟山的岱山县，该数值小于1.5；倍差较高的主要集中在浙西南地区，杭州淳安县、丽水遂昌县和金华婺城区，该数值大于2.1。
“为看清楚我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特征，我们将全省各县（市、区）由低到高、分8个层级绘制在行政区划图中，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倍差。在这个图上，淳安、磐安、椒江的城乡收入倍差都在2左右，构成一条新的界线。”郎金焕说，这条城乡收入差距界线，被简称为“淳安—磐安—椒江”线。
从地图上来看，在这条线的东北侧，各县（市、区）城乡收入倍差较低，没有一个高于2；在这条线的西南侧区域，城乡收入倍差普遍较高。
若把“清大线”和“淳安—磐安—椒江”线叠加起来看，两条分界线把浙江省域从浙西南向浙东北，按照城乡倍差高低分为了“高倍差—中倍差—低倍差”地区3个层次。
郎金焕解释说，“清大线”是经济密度线，反映的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我省城乡关系往往是经济越发达、城乡倍差越小，因此“清大线”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城乡倍差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淳安—磐安—椒江”线正是对“清大线”的补充，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淳安—磐安—椒江”线北侧，主要是杭嘉湖平原和杭甬城市群，是浙江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城乡收入倍差历来较低，虽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缩差的空间、潜力更小，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多。
在“清凉峰—大渔”线南侧，主要是山区26县，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重点，也被称为“最难啃的骨头”，农村居民增收难度最大。
在两线合围的中间区域，主要以浙中城市群为主，地理条件相对优越，交通条件便利，人口分布集聚，城乡倍差“不高也不低”，是“由高到低”的过渡地带，这些地区基础好、潜力大，是城乡缩差的主阵地和主战场。
“针对不同的发展水平，分类设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导向，为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郎金焕说。
此外，两条界线的几个端点，如淳安、临安、椒江、苍南，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难点，若能实现“端点振兴”，对下一步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我建议，借鉴嵊泗、景宁的做法，将这些地区作为新一批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省级综合性试点，集中研究形成针对性方案。”郎金焕说。
两线齐看差距变化
两条地理分界线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浙江的三大差距在发生变化？
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也不论在哪个时期，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都是客观存在的，浙江也不例外。2017年省社科院的区域协调发展调研报告提出，从国际经验来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根本之策，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促进两股“流”的对流：人口由相对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资金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
不论是德国东西部发展，还是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乃至广东缩小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差距，都是基于这个“对流”理论。
“比如强化浙西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当下实施的力度很大，丽水机场、衢黄高铁、杭温铁路、温福铁路等，以及多条高速公路项目都有眉目或正在推进。”迟全华说。
单以资金流为例——今年前三季度，衢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8%，居全省第二。丽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7.1%，高于全省4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
从地理和气候等视角来看，“清大线”不会发生改变或转移，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清大线”两侧发展更为均衡，导致分界线正在逐年淡化。今年前10个月，山区26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2%，相较2021年全年的7.6%、2022年全年的8.0%，比重持续提升。
再来看“淳安—磐安—椒江”线，它的出现并非代表着“清大线”在向外延展，而是对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了更细颗粒度的研究，尤其是城乡收入倍差问题。
比如，城乡收入倍差，缩小到什么水平最合理？
客观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过高不可避免会影响城乡发展均衡性协调性，但是由于城乡体制和资源禀赋不同，城乡收入倍差“过小”或“无差距”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还可能降低发展积极性。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祝立雄说，从近5年的情况看，如果以人均GDP为标准，将浙江各县（市、区）划分为前、中、后三档，会发现人均GDP排名前1/3的县（市、区），平均倍差水平基本处于1.7左右。
因此，对城乡收入倍差已经达到或低于1.7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已经较为均衡，可以围绕“率先实现城乡融合”的目标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把缩小城乡差距的重点聚焦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促进城乡发展机会公平等方面；对于距离1.7还有距离的地区，缩小收入倍差仍应是核心目标。
此外，从“淳安—磐安—椒江”线上，他们还发现了两个潜在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辩证看待。
祝立雄提到，比如，“城弱乡弱”的低水平均衡现象。在部分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和倍差出现“双低”，这种低水平均衡的情况多发生在经济弱县，以某山区县为例，城乡收入倍差小于1.75，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准，但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省平均低了1.2万元、0.6万元。
再如，一部分高倍差地区缩差面临瓶颈，倍差长期处于高位、排名长期处于末位。这部分地区的城乡倍差长期远超全省平均水平，难以实现位次进阶，是城乡缩差“难题中的难题”。究其根源，还是其自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水平不高，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乡村非农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制约了收入增长。
不论是寻找“分界线”，还是反思“反常”现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辩证看待城乡收入倍差，避免“唯缩小倍差指标论”倾向，方能客观、准确缩小城乡差距。
【专家观点】
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
“胡焕庸线”是一个刻画经济地理的形象化分析工具，一条线的发现直观揭示了人口分布的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奥妙。
2017年省社科院和2023年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研究，分别用两条浙江的类“胡焕庸线”分析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分野。浙江的类“胡焕庸线”形成，有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自然选择性，但我认为更多的是既有制度条件下经济规律、成本规律持续作用下的必然。
为什么沿海区域发展比山区领先？为什么越发达城乡越均衡？看似两条不同的线，其实背后道理就是一个——发展的开放性。回首4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不正是从把锁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而启动的吗？引领全国的“千万工程”，不正是从破除工作重心的城乡之别开始的吗？区域经济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最大的内因是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二元体制机制最坚硬的壳是对生产要素市场化自由配置的壁垒。阻碍城乡融合的，不是山高河阔，而是制度的城乡二元。制约山区发展的，不只因为山高路远，更因为缺乏盘活要素的市场化理念、开放性思路和改革突破的办法。山区留不住的人和产业，城市下不了乡的能人、产业资本，无不与发展的开放性和要素的流动性相关。
这也启示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部署指出，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打破“胡焕庸线”的路径锁定，需要主动作为、找准支点，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能流动的土地、资源、人才、资金、技术双向流动起来，不断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潘毅刚，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