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湖田窑青白釉背刻胡人头像小瓷砚
三国瓯窑堆塑谷仓罐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模印胡人宝塔纹执壶
北宋涂金木雕泗洲大圣坐像
北宋瓯窑青釉浮雕佛陀证道故事图执壶
东晋玻璃碗
北宋蓝色磨花高颈玻璃舍利瓶
日前，笔者参加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文明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世界与浙江。回温之后，深感有必要梳理一下温州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胡人及其舶来品，探寻那些年代久远而又丰富多彩的胡音新声与异域风情。
文物上的西域胡人造像
参会之前，笔者特地到浙江省博物馆之江新馆参观了《向东是大海——浙江海洋文化陈列》专题展览，见到了久违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一批瓷器（包括北宋湖田窑青白釉背刻胡人头像小瓷砚）。它们与遗址模型、音像资料共同诠释着宋元温州港的繁荣景象。2022年7月29日，朔门古港遗址邻江港口区的考古发掘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笔者负责发掘7号码头北侧所在基坑探方。在距离地表约8米深的黑色文化堆积层中，负责清洗瓷片的工人陈芝满发现这件被泥巴包裹着的小瓷砚。
该瓷砚的尺寸很小，是笔者见过的最小砚台之一。典型的宋代长方形抄手砚样式。背面未施釉，露胎的方寸之间，刻有一个大胡子人头像。方脸，大耳，眉骨高耸，圆凸眼，长鼻，O形嘴，胡须浓密。头像下方脖颈位置刻有一个双爪船锚符号，或许是按照某个胡商、胡族官员的形象刻上去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所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北宋湖田窑胡人头像瓷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冯培红教授《粟特人在浙江》一文提到了该砚，“温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有粟特、波斯等胡人出入……温州朔门古港出土了一件北宋青白釉背刻胡人头像小瓷砚，胡人眼大，满脸虬髯。这些胡风文物的出土，反映了唐宋时期来自域外的粟特等胡商来到温州，开展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
胡人最早何时来到温州，目前尚无定论。根据温州出土的数件谷仓罐上方堆塑，推测是三国时期可能已经来到。1972年时属瓯海区的藤桥镇石埠村出土的三国瓯窑堆塑谷仓罐，上端四周堆塑的人物姿态各异，或站或坐，吹笙、击鼓、弹琴、裸舞、杂耍，高鼻深目，貌似西域胡人。瑞安塘下龙翔寺出土的三国瓯窑青瓷堆塑罐，上方的堆塑胡人头戴尖顶帽，舞乐表演，吹笙、抚琴、弹琵琶、抛丸等。平阳种玉乡出土的西晋青瓷堆塑罐，上部塑有方型塔式建筑、两尊佛像和众多的头戴尖顶帽宴饮、伎乐的胡人、胡僧。早在纪元前后，西域胡人就频繁入驻汉地，入驻的热区并不是礼制森严的中原，而是民风浮薄的东南沿海地区。西域胡人的涌入，有意无意地将异地文化播入这些地区。
如果说上述瓷器的胡人像比较抽象，那么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模印胡人宝塔纹执壶上的胡人像则比较具象。该壶1980年出土于龙湾状元镇状一村唐代墓葬，高18厘米，造型丰满，腹部饰有三大块褐彩斑，在褐彩斑上模印胡人宝塔纹。两系下各饰一个胡人，头戴弯角胡帽，着窄袖胡服，腋下垂飘带，脚着长筒靴，作舞蹈状。该壶的发现，表明温州也是长沙窑青瓷的外销港口之一。
北宋涂金木雕泗洲大圣坐像，1966年瑞安仙岩寺慧光塔塔基内出土，置放于北宋识文描金檀木舍利函内。连座高15厘米，坐像高僧形象，面相长圆，眉、眼、嘴的细部皆用墨笔轻描，并用铅粉、朱色晕染，眼睛白底点墨。外穿袈裟，内着僧祗支，跏趺坐于长方形木座上。木座包镶银片，四周有阴刻题记。前刻“泗洲大圣普照明觉大师”，后刻“泗洲大圣”。泗洲大圣即粟特人何僧伽，西域何国人，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来到泗洲临淮县传经布道。这是目前发现的泗洲大圣最早有自铭的造像。
北宋瓯窑青釉浮雕佛陀证道故事图执壶，2005年鹿城区山前街建筑工地出土，高16.5厘米，壶嘴、壶把残缺。通体施淡青绿色釉，胎釉细腻，莹润淡雅。肩腹部的纹饰极富特色。用深剔刻的菱形网纹罩住球状腹部，其间满饰波浪纹。在波浪纹之上，前后各浮雕佛陀证道故事图一幅：佛陀跏趺坐于菩提树下，戴巾帽，着圆领宽袖长袍，神情安详。一为成熟壮年胡人形象；一为饱经风霜老者胡人形象，方脸，满脸络腮胡须。此外，还刻画或浮雕有蝉纹、神山纹和琵琶状乐器。
本地器皿中的舶来品
目前能确认为舶来品的器物数量有限，除笔者之前在媒体上介绍过的六朝束腰柱形红玛瑙小饰件、宋代玛瑙扣、琉璃簪、琉璃钗外，重点介绍以下几件。
2018年永嘉瓯北镇丁山东晋咸康二年（336）墓出土的东晋玻璃碗，高6厘米。碗口外翻，束颈，球腹。肩部、腹部饰有弦纹。腹部和圆底正中饰有多个圆形磨花。器壁极薄且透明，表现出极高的吹制和纹饰加工技术。据同墓出土的青铜弩机、瓯窑青瓷魁、瓷砚等判断，该碗的主人（墓主）应为高级别的贵族，能文能武，或许是永宁令甚至郡守一类的人物。通过初步比对和实验室检测，该碗属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226-651）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佐证了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它的出现被媒体称为“温州乃至浙江六朝考古的一项破天荒记录”。
与泗洲大圣坐像同时出土的北宋蓝色磨花高颈玻璃舍利瓶，外形似纸槌瓶，细长颈，球形腹。颈部磨刻弦纹、圆拱形和橄榄形图案。腹部磨刻三组折枝花草。内装佛骨舍利。材质细腻且透明，呈深蓝色与浅蓝色。内壁光滑，外壁有水平纹理。温籍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认为该玻璃瓶应是从海路输入的，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的较典型的产品。浙江省博物馆陈平认为该玻璃瓶“从器形、纹饰、制作工艺、玻璃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伊斯兰玻璃的独有风格与特点，属于西方钠钙玻璃系统”。
诗文里的胡人踪迹
还有一些文献或诗词与西域胡人相关。首先就是唐代温州刺史康云间。《千唐志斋·有唐山南东道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嗣曹王（李皋）墓铭并序》载：“王在温州时……又尝与刺史康云间攻袁晁，寇凌我骑，云间之马踣焉……”李皋是唐太宗之子李明的玄孙，嗣封曹王，上元（760—761）初被贬为温州长史。又查“宝应元年（761）八月，台州人袁晁反”，这一年康云间任温州刺史，是李皋的上司。唐宋时期，康姓粟特人许多在湖州定居，在会稽形成郡望，在睦州、杭州、温州等地也有分布。因此，可以推知康云间应为粟特胡人官员。
其次是回回僧。宋元时期，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通过海丝之路，航海至中国沿海城市居住，尤以广东、福建为多。陈则翁是宋末元初温州瑞安人，曾任广东副使。他写有《回回僧》诗，将穆斯林的穿着打扮和生活、信仰习俗描绘得十分准确，“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赤脚行霜地，腥身礼月坛。担斋犹买肉，挂帛不遮寒。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
现收藏于苍南县博物馆的元代选真寺碑，记载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当地彭氏族人彭仁翁扩建选真寺的过程及其规模等情况。碑文首先就说明了扩建的原因和目的，“其榜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之所建也。故制陋朴，人或隘之”。“苏邻国”即古波斯，苏邻国教即摩尼教，宋代以后华化的摩尼教就是明教。据史料记载，温州摩尼教鼎盛约在北宋末年，当时温州12万户人家中，正规明教寺院以外的“斋堂”多达40余处。瑞安市曹村明教寺、苍南县炎亭镇洪家村潜光院也是摩尼教寺院。苍南县沿海金乡、炎亭、括山一带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摩尼教相关的奇特风俗。
汉晋以来，浙江就是西域胡人的活跃之地，入华胡僧、胡商和胡族官员，在浙东浙西留下了诸多踪迹。浙东（包括温州）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西域胡人的到来以及舶来品和文化信仰的输入传播，对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温州海丝路上的异域风情
伍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