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律师李阿琼收到一条惊喜的信息，发送者是她5年前帮助过的被家暴的当事人，她写道：“李律师，我刚买了房子，女儿大学也快毕业了，离婚换来了我的重生，谢谢你！”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李阿琼是一名90后律师，从2015年开始关注妇女权益维护。那年，她刚拿到律师执业证，她职业生涯接手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关于家庭暴力纠纷。
当时，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公开审理一起全国首例涉家暴重大刑事案件——受虐妇女因不堪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而杀害施暴者，法院最终将其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此案更加激发了李阿琼内心强大的正义感。
李阿琼决定，要成为一名法援律师，对被困在家暴中的人施以援手。
从事反家暴工作10年，李阿琼见证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透过她办理的100多起婚姻家庭、家庭暴力等案件可以窥见，那些冰山之下的隐忍开始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挣扎向前中与家庭暴力对抗。
“每起家暴案件的背后，我看到女性的挣扎和伤痛”
在李阿琼的电脑里，有一个文档——保存记录了十年里她接手的每一起家暴案件。翻开档案，一个个受暴者的面孔浮现在脑海中，阿琼的心再次被揪起。
阿琼第一眼见到小兰（化名）时，她神色慌张，周围一点声响都会使她惊恐。起初，小兰只是说，丈夫因赌博被法院判刑，想趁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尽快起诉离婚。
聊得深入后，小兰才慢慢卸下防备，说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婚姻生活。
长期以来，男方在赌博输钱后，回家对着小兰就是拳打脚踢。年幼的孩子在一旁看着，害怕得哇哇大哭。小兰只能抱着孩子跪地求饶。
看着眼前疲惫惊恐的小兰，对于那时还处于新婚的李阿琼来说，是第一次真实地看到家庭暴力。她无法想象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暴力的拳头如何下得去手？她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愤怒，安抚小兰说道：“你放心，我会尽我所能帮你。”
那一刻，阿琼突然意识到，手中的案子沉甸甸的。
这桩离婚案的开庭，是在监狱里进行的。阿琼还记得走出监狱时，拿到离婚证的小兰抱着自己放声大哭。
“给到当事人帮助，帮她们脱离困境，我当下强烈地感受到，我做的是对的。”将法律视为信仰的阿琼，找到了当律师的价值——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让阿琼感到温暖的是，在反家暴的路上，自己不是独行者。“温州对反家暴的探索起步更早，有一群先行者和探索者，努力去推开那道门，让阳光照进来。”
时任温州中院刑一庭庭长、现任文成县法院院长的任国权，奔走在温州涉家暴案件审理机制改革实践的第一线。从2012年起在办理家暴案件中将施暴史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主张施暴的被告人和以暴制暴的被告人都能罚当其罪，到推动建立法院、检察、公安、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反家暴联动机制、全面推行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反家庭暴力庇护站等，在任国权看来，司法反家暴一直在努力纠正一个观念：家暴绝不是“家务事”，而是暴力犯罪。
李阿琼对此深以为然。她清楚记得，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之后几年里，自己接手的婚姻家事案件，有三分之二涉及家暴。“只要看到是戴着墨镜和口罩，抱着厚厚的一沓医疗证明的，我就知道，又是一名正在经历风暴的女性。”
“法律长出‘牙齿’，再嚣张的人也会有害怕”
接触涉家暴的案件多了，李阿琼感受到，受暴女性普遍深陷在“家暴-原谅-再家暴”的恶性循环中。“她们既疲惫又无助，往往是经历了长期的家暴。”
一个再有经验的律师，在直面受暴者经历的绝望处境时，也难免被触动。对于受暴者而言，逃离暴力的泥潭，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我就算死也要离婚。”受暴人阿杨（化名）一见到李阿琼，“扑通”就跪下了，她哀求道，“他每次都是往死里打我，我就像活在地狱里一样，请帮帮我。”李阿琼看着她，半边脸被打肿，手上、头上有深深浅浅的伤。
阿杨和丈夫是网恋“奔现”，重组家庭。本以为终于等到了幸福，却不想前方是万丈深渊。领证后一年里，阿杨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家暴。这一次，阿杨被打得从家中仓皇出逃。这更加激怒了男方，蹲守跟踪，通过微信极尽恐吓：“再不回来我就弄死你。”
那时的阿杨，就像惊弓之鸟，四处躲藏。李阿琼立即着手帮她向龙湾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提起离婚诉讼。
很快，保护令下来了。李阿琼拿着保护令找到阿杨的丈夫，将保护令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仔仔细细告知。“你能感受到，面对法律的震慑，再嚣张的人也会有害怕。”
这份保护令，就是反家暴法长出的“牙齿”。龙湾法院，在2009年就发出了浙江省第一份涉及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被视为保护令的前身。
“给正在淋雨的人，撑一把伞，这就是‘保护令’的意义。”龙湾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金丛，是反家暴法在温州实践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他看来，保护令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伤害行为。“保护弱势群体抵御和防范现实的危险，这是正义应有的模样。”
彰显着正义的“保护令”，温州已经发放了273份，2022年底“法护家安”应用上线以来，从申请到签发最快的不到24小时。
公权力介入到家暴中，震慑作用在持续发挥。李阿琼看到，这些年社会对受暴女性的保护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这一步，对于受暴者来说，意味着有了最后的防线。
阿杨顺利拿到了离婚证，离开了温州。但李阿琼面对的，是更多走不出去又每天活在窒息里苦苦挣扎的女性。她曾统计过，受暴女性往往要经过7次以上的挣扎，才有可能向前走一步。“多数人是咨询完第二天就打来电话说不起诉了，还想再过下去。”
这时候，是作为律师偶尔的“无力感”。李阿琼知道，她们不傻，只是离开很难。“尽管很艰难，但法律和我们依然在向前。”
“帮助的意义，是重启和照亮”
离婚，是反家暴的终点吗？很多时候，哪怕案件“圆满”结束，李阿琼也并不痛快。当下，她只是为受暴人脱离深渊而欣慰。但她知道，离婚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而未来的生活未必见得好。
她尝试为所接触的受暴女性画像，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她们中多半是全职妈妈，没有工作、经济不独立、性格普遍软弱、与外界很少社交。因此，当她们遭遇暴力时，离婚后的生活、孩子的抚养权和世人的眼光……这些现实因素叠加就像沼泽里的藤蔓，牵扯着她们在深渊中隐忍挣扎。
“家庭暴力从未消失。”李阿琼发现，家暴正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年轻夫妻中。
小何（化名）在大学毕业后嫁给了大她10岁的丈夫，男方家境殷实，要求小何在家当“全职妈妈”。可日子久了，丈夫对她的态度令她很“窒息”。
“我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等你赚到钱再来谈教育孩子”“你看你比清洁工幸福多了”……不听话就不给生活费，不让接触孩子，小何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当小何找到李阿琼时，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帮当事人起诉离婚，而是鼓励她首先接受心理治疗，然后就是找一份工作。“当在婚姻中女性忽视了自我成长，经济依赖，缺乏社会支持，离婚之后，她们的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我觉得我有责任应该帮当事人去考虑。”
这些年，李阿琼跟当事人几乎不联系，但她会默默关注她们的朋友圈。看到她们重启新生活、开始自我成长，李阿琼觉得，这就是帮助的意义。
帮助受暴人，让她们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这不只是李阿琼的思考。在反家暴路上，更多的探索者们试图引入专业力量，推动反家暴走向“社会共治”。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反家暴更需要预防为主、源头防治，包括前期介入和全程支持。”目前，任国权已在文成推动成立了实体化运作的反家暴服务中心。在这里，除了妇联、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介入外，还会有社会各方源源不断的力量输入。
这些探索同样也给予李阿琼力量。“一百多个女性以当事人的身份，让我介入到她们人生的黑暗面。我努力伸手拉起她们，起初很沉重，但我们一起朝着自由努力，是她们领着我走上反家暴的路。”
原标题：一名法援律师见证反家暴10年
记者孙余丹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