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有一本“日记”从1998年记到今天，记了26个年头。
这本“日记”里，既记满了“家长里短”，也记下了乡村巨变，它就是发源于绍兴嵊州的“民情日记”。26年间，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入户、倾听民声、为百姓排忧解难，把一本本“民情日记”记得有血有肉。
2004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嵊州调研考察时，提出“让‘民情日记’更有生命力，取得更好的实效”。随后20年间，“民情日记”逐渐走遍浙江、走向全国，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抓手。
小小“日记本”何以深得民心？20多年过去了，“民情日记”该如何继续写下去？
一
在嵊州雅璜村的“民情日记”实践中心，陈列着一本朴素的工作笔记本，封面用钢笔写着“民情日记”4个字。这是当地最早的一本“民情日记”，日记本的主人是时任雅璜乡党委书记李春阳。1998年3月23日，他在日记本记录下第一篇“民情日记”，呼吁乡干部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酒，为村里的困难户捐款。
记录第一篇“民情日记”后，李春阳在全乡干部中提出开展“民情日记”活动构想。1998年5月，雅璜乡召开会议，确定了民情日记“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连百家心”的“四百”主题。当年年底，嵊州又加上了“办百家事，致百家富”，形成“民情日记”的“六百”精神，传承至今。
有人说，“民情日记”很土，因为它让干部站在村口、蹲在田间、坐在村民家里；也有人说“民情日记”很真，因为它真切地让一桩桩老百姓挂念的事落地落实，走进了百姓心里。
“民情日记”记下的是“民情事”。“苏阿姨说这几天门口弄堂里面有三盏路灯坏了，晚上出门散步视线不好，需要联系修理工修理”“村里的朱大哥想给自己的孩子申请学校的爱心助餐，需要帮忙办理申请表”……“民情日记”记录的多是群众的小事。解决好群众的这些烦心、揪心、操心的小事，“民情日记”自然就成了群众的“暖心账本”。
“民情日记”架起的是“连心桥”。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向所谓的“陌生人社会”转变，导致农村“乡土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位于嵊州山区的雅璜村和大部分村庄一样，经历着转型阵痛。一些基层干部下村却不入户，既不关心群众的想法，也听不见群众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民情日记”，推动基层干部入户走访，把村民关心的小事一件件认真记录、认真解决，缓和了一度紧张的干群关系。
“民情日记”的意义不在于“记录”，而在于不断服务群众，让干部在解决群众关心的小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双方之间架起“连心桥”。因此“民情日记”工作做得好的干部，在一些地方也被称作“狗不叫”干部，意思是他们经常来老百姓家里，连狗都和他们熟络了。
“民情日记”也是“智慧库”。想要记好“民情日记”，党员干部就得经常到群众家中走一走、看一看。其实，记录“民情日记”的过程既是党员干部在收集民智，检视和丰富自己的工作的过程，也是群众主动参与、表达民声民意的途径，是二者“双向奔赴”的良好互动。通过“民情日记”，干部还能掌握工作落实的实际进展、存在的问题，不断检验政府决策的实效，为细化落实提供材料。
二
这些年，记“民情日记”已经成为很多基层组织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宝”之一。但真要把“民情日记”记到百姓心坎上，还需始终注意避免以下几种倾向。
比如，粉饰包装。“民情日记”本是了解民情、为民服务的载体。要避免“民情日记”变成党员干部自我表扬的“政绩账本”，夸大自己做的“好事实事”，甚至不是自己做的事也往上记，这样的“民情日记”难免变了味、走了调，严重影响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度。
比如，没事硬记。一些地方虽然想推广“民情日记”的经验做法，却不结合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一些基层干部记的不是难点堵点问题，而是事无巨细地记下流水账，对各项工作简单堆砌，应付上级检查，导致“民情日记”无民情。基层工作本就千头万绪、任务繁重，“硬记”的“民情日记”只会变成负担。
比如，纸上谈兵。“民情日记”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日志，它不仅记事，还带有记录者的思考和体会，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果没有真正深入了解群众的实际问题，或是平时很少和群众接触，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答案，那么记录的内容很可能会流于形式，“民情日记”也会沦为“纸上谈兵”，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一记了之。“民情日记”是一种工作手段和方法，记录本身不是目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才是根本。不能把记录了就当作完成了任务。一记了之、只记不做，那还不如不记。某网站就曾列出多篇“民情日记”，拟人、比喻、排比轮番上阵，几乎篇篇都引经据典，本该朴素、真挚的“民情日记”成为形式主义的展示品。
三
时代在变，人民需求在变，服务人民群众的工具手段也要与时俱进。从纸质笔记到数字档案、从千家万户到千企百业……“民情日记”的载体在升级、内涵在转变、领域在拓展。
如何记好新时代的“民情日记”？笔者认为，至少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有新突破。
一是“记什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需求，这一点，在“民情日记”中也应有生动反映。过去，老百姓对物质方面的需求更迫切，群众的“急难愁盼”也多与衣食住行有关，而现在不少群众不仅追求物质上的富足，也希望精神文化上可以获得满足。
“记什么”自然也要跟着群众需求变化而改变，既要一如既往关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也要记录下老百姓日益旺盛的多元需求。像浙江向广大农村地区派出的文化特派员，就可以记好“民情日记”的“文化篇”，及时发现群众的文化需求，精准链接文化供给。
二是“怎么记”。经常性走村入户、和群众打成一片、听到群众的真话、记录下真实情况是记好“民情日记”的基础。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赋能，也可以让“民情日记”记得更好。在一些地方，“民情日记”正逐渐从手写的笔记转变为线上的“民情数据”“民情大脑”“民情网络”等。
像嵊州市把“民情日记”从“本上”记到“线上”，形成了70多万份数字民情档案。这些档案涵盖了基层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断充实、更新。从深入田间地头解决问题到线上流转协同处置问题，“民情日记”这个“老把式”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载体，不仅能解决一人一户的小事，还能从大数据中梳理出群众关心的普遍问题，从解决“个性问题”推动解决“类案问题”。
三是“记了怎么办”。记的是民情，考的是干部，验的是作风。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记录，一本“民情日记”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实实在在、桩桩件件地解决好。
现在有的地方在探索实行群众签字验收制度，“民情日记”记下的问题到底有没有闭环解决，由群众来检查认定、签字验收，杜绝纸上谈兵、光说不练。“为民服务行不行，要让群众评一评”，只有把一个个问题都解决了，“民情日记”才能永久焕发生命力。
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不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化，也不论“民情日记”如何延伸，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心不能变，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纽带不能断。未来，“民情日记”还将一直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