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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守住中国画的根本

日期:2024-12-31来源:宁海旅游景点排名作者: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招生网

  12月28日下午,“高峰意识·中国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座谈会在我县举行。座谈会分两场开展,在第一场的发言中,9位专家学者展开高峰对话、智慧碰撞,探讨中国画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路径,弘扬传统文化艺术,以此助推中国画艺术迈向新高峰。以下为座谈会上9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潘公凯——

  知识是有体系的,而且非常复杂。在全世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地域的文明,像麻绳一样共同形成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状态。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后发展国家过程,受到西方军事和知识体系的冲击,激发了中国的主动性。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应以“自觉性”为基础,建立独立的判定体系,区别于西方以艺术语言和风格为标准的现代主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美院招收了第一批参与现代性研究这一课题的博士生,这一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我们当时提出了四大主义: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传统主义艺术家对西方绘画体系有所认知,但在创作中保持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连续性;融合主义艺术家则主张将西方现代艺术的优秀元素与中国艺术结合;西方主义艺术家则主张完全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语言风格,认为只有深入学习西方,中国艺术才能现代化;大众主义则与延安鲁艺等大众文化相关,后来发展成为新中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之所以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一过程必须在对外部世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我们自己管自己,关起门来建构。研究也一定要落到实处,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深入实际,具体探讨体系的结构和最终建成状态,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认可,才是像样的学术研究。宁海在全国是一个小县城,能够在这里提出推进学术性的研究,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

  张立辰——

  作为潘天寿的学生,深受其教诲。中国绘画从基础训练到艺术思想的树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国画的核心问题在于笔墨。一直以来,我遵循着潘天寿先生的教诲,深刻体会到笔墨的重要性,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着重研究提升笔墨结构的思路。

  在“八五思潮”时期,中国画的创新不是依赖外部力量的改造,而更强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的自主能力。潘公凯提出的自律性发展观点,认为中国画的发展依靠自律性,而非外部改造,尽管历史上中国画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从未被改造掉。对于这一点,大家要坚信坚持,要有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由历史发展本身所决定的,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言,中国绘画的思想根基在于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自然科学、西方科学之间存在差异,而潘天寿先生所指出的中西绘画、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思想根基,决定了两种绘画艺术的发展路径、形态和命运,所以中国画才能继续发展。而中国画由于中国人的象征自觉和印象自觉,这两个基本观念,导致了中国画的基本法则,因此,中国画不会走向绝路。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

  姜宝林——

  我的第一个观点认为潘天寿先生是传统文化的信徒,又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从先生整个人生历程来讲,他不仅是笔墨艺术家、诗词专家、理论家、文学家,也是书法家,可以说在传统文化的理解把握上,先生完全具备了学术大师的先决条件。先生把传统文化作为基础条件,最终对传统文化再创造、再发展,成为自己的文化体系、艺术体系。先生的作品中,每一笔,每一画都在表达自己的形式语言和感情。

  第二个观点是先生的艺术既具有传统文人画的底蕴,又具备现代中国画的意蕴。从先生的笔墨形态来看,它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不管是大画小画都充满了生机,那种震撼的力量无与伦比;其次是强调力度,极致地产生力量,这与震撼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是既有形式美感,又带来了感染力。

  所以潘天寿先生是中国画当代艺术的旗帜、顶峰,是我们的楷模,也是中国画自身的现代化。另外就是潘公凯随着时代的不同,在传统艺术的底蕴上,走向了现代,跨出了国门。更可喜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绘画上,甚至在建筑设计领域、包括其他领域都有自己的建树,这是因为时代不同而造就了两位院长不同的艺术生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童节——

  这次座谈会的主旨是中国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如何去落实呢?第一是历史的传承,中国画有悠久的历史,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些历史遗产。第二是哲学基础,中国画深受儒道释的影响,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要强调这些思想在中国画创作与欣赏方面的影响。第三是审美方面,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要明确审美原则。第四是表现语言,中国画独特的表现技法,笔墨的应用等等都是知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传承这些技法至关重要。第五是当代性,在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画应该与时俱进,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吸收和融合各种不同的艺术元素,使中国画在国际艺术舞台展现其高峰,并扩展其魅力。第六是教育与研究,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培养新一代中国画艺术家和研究者,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刻不容缓的环节。第七是文化交流,通过举办展览等方式增强国际影响力。

  中国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不仅能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绘画,还能促进中国画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使其在当代发挥新的生命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非常急需,任重道远。

  (作者为童中焘先生家属、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吴洪晖——

  作为吴永良女儿,我的父亲是在潘天寿的教学思想体系下发展的,潘天寿对我父亲的艺术和教育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永良是潘老亲授的学生,潘天寿说“中国画要讲究人品和画品一致,人要做得好,画才能画得好。即所谓品格不高,落墨无法。”这一席话对吴永良的艺术追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吴永良认为艺术是精神的载体,一幅画、一幅字是一个人人格的展示,它会发挥出其特有的信息,在书法和绘画创作上致力于以书入画和以画入书,几十年如一日的耕耘,追求书与画的融合。

  潘天寿对指墨画艺术也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丰富了传统指墨画的技法,提升了传统指墨画的地位,拓展了中国笔墨新的审美境界。而吴永良在潘天寿的引导下也对指墨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断加以练习,逐步掌握了这一特殊的中国画表现方式,并成为当代指墨画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画家。

  吴永良更是潘天寿教育理念坚定的承继者和发扬者,他的从艺历程和艺术追求,正好契合潘天寿先生的艺术思想,并身体力行践行其艺术和教育理念,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可以说,潘天寿的教育思想体系非常科学,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能引领后学们走上正确、可持续发展的大道。

  (作者为吴永良先生家属、杭州画院专职画师)

  任道斌——

  在我与潘公凯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他的国际意识与高峰意识。潘公凯先生非常注重对潘天寿先生以及20世纪四大家的研究,其收藏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让大众对20世纪的艺术高峰有了清晰认识。1997年,中国美术学院举办首届国际水墨画研讨会,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近200位水墨画界朋友。当时要出一套水墨画教材,潘公凯先生表示,一定要让大家明白中国画的特色以及其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独特魅力所在,在他国际化的眼光指导下,学校编写出囊括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篆刻、中国绘画史、文房四宝等内容的教材。临近2000年,潘公凯先生提出中国画发展的教育新思路——培养博士生,这在当时遭到很多人反对,而他与许江院长等人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中国画要发展,必须培养高端人才,恢复传统。后来他到了央美,继续推进此事,为中国画发展起到了增高增扩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不论是潘天寿还是潘公凯,他们两位都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的文化必须要自信,必须要守护住。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

  潘耀昌——

  研究潘天寿并不能局限在一个画派之中,这实际是一个学派,他有学术认同,有承传关系的梯队。同时,潘天寿是具有高度战略意识的艺术家,也是捍卫中国文化的斗士。在20世纪美术家中首屈一指,他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事业,这本身是对自己的学科自信。

  潘天寿在中国画传播、建立世界上的话语,特别是在世界的辞典中有中国文化、中国绘画更多的词汇这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首先他是国内最早能够意识到中西美术之争。其次,当他有机会时,立即把文化的差异付诸实际。同时,潘天寿在建构国画系时,特别强调国学的体系,他知人善任,引进著名教师,又从书法篆刻诗词方面入手,建构国画系。用他的话说,中国书画是有国学的基础的。

  作为潘天寿之子,如果说潘天寿先生在维护中国文化方面破局,顶住了当时消极的气氛,那么,潘公凯则把美术推向更高的台阶。潘公凯将不断细分的美术学科重新融合在一起,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并用美术的话语掌控其他专业,以美术家的身份,以美术家的自信,以自己行业的专业自信来对待项目,对待一切。美术教育面临很多挑战,各个学校担心学生找不到工作、担心学科教育怎么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潘公凯先生给了一条出路,用美术创造岗位、改变一方,给后人创造机会。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

  孔令伟——

  潘天寿是两个高峰论最重要的阐发者。我谈两点:

  第一,二元论讨论的话题怎么来的。它是对西方的现代艺术理论或现代的文化观所作出的回应。在民国时期,李格尔非常流行,李格尔以及背后的主要是德语世界的这批艺术史学者,他们阐发的是一元论,就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形成的文化观念。第二,潘天寿群体在这方面做的表述,两源头论、两高峰论。潘天寿的两高峰论也就是文化整体论观念的形成。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表述里,文化整体论不是那么强,但是在潘天寿的时代,整个话语的表述改变了,它变成了东和西的表述。

  在潘天寿的时代,随着民族性、国粹、民族精神观念的兴起,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文化。用文化或者文化模型概念解释和肯定传统问题,这就是潘天寿以及比潘天寿更早的一批学者用的文化工具,由此产生的很多判断都得到了很多大学师生的赞同。更重要的是,这种考察文化本身概念的新方法,是基于精神和物质的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的天地。而我们今天思考潘天寿价值的时候需要换一个角度,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比较框架下来考察潘天寿发展史,更能看出一些问题。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林晖——

  讲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才能谈自主性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基础可以从传统文化脉络中寻找,也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学术的意识体系。不论从中国内部寻找,还是借鉴外部,都必须要有一个基础。

  在借鉴其他艺术的时候,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了解背后精神文化的结构。就像潘公凯老师说的,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以后,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人始终面临着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重大问题。当然这也和如何重新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是连在一起的。

  其次,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寻找自我理解的基础,也可以从借鉴西方思想文化的体系来看待和理解中国。这种自我理解,如果我们说是形成某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话,哲学上有一个说法,镜中的自我,这是比喻的说法,是个体对自己和环境整体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综合状态和行动趋向的认知和判断。

  自我理解从来不是固化不变的,哪怕传统再深厚,自我理解本身也是在互鉴互融中不断更新的。我们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建构的过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全球的背景下,在互鉴互融中形成真正的建构。

  潘老师带我们做的中国画笔墨及其学术体系的课题,一方面坚持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来研究中国画笔墨独特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坚持兼容、开放的态度,甚至积极吸取其他的知识,来形成新的不断更新的自我理解。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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