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980周年，也是温州白象塔出土活字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60周年。这一残页曾被《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国印刷史话》《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等专业书刊称作“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泥活字印刷记载的确切实物见证”。近日，《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又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中国科技史、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
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实证
活字印刷术，举世公认其首创者是北宋平民毕昇。他在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创制世界第一副胶泥活字。毕昇活字印刷术因沈括《梦溪笔谈》所载而流传后世。它的出现，是人类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是毕昇用这种活字板印过什么书却未见记载，因此，这一伟大发明似乎只停留在文献资料上。直到1965年2月，温州白象塔出土大量文物，其中的一张佛经残页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
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
白象塔位于温州城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是在第二层塔身内发现的，这张发黄的纸页宽13厘米、残高8.5～10.5厘米，经文字体为宋体，呈回旋排列成12行，仔细辨认出166字。对照同时发现的崇宁二年(1103)墨书《写经缘起》残页，专家认定此经本系同年或相近年代刊印，且为活字印刷本。时任温州博物馆馆长金柏东于1987年在《文物》杂志上刊文《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温州市白象塔北宋佛经残页介绍》，首次介绍了这个活字印刷本正是毕昇活字印刷术的罕见实证。
为什么会出现在温州？
活字佛经残页之所以会在温州出现，分析起来有多重原因。
首先，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沈括不仅作了详细的记录，而且将其珍藏起来传给后代。据胡道静氏考证，“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收藏者以沈括的侄儿沈达或沈述的可能性较大。他们生于1100年前后，家住钱塘(现杭州),与发现活字残经的温州及刊印时间都很接近。
白象塔旧影（资料照片）
其次，温州至迟在唐代后期，就能用单个佛像印成连续的千佛像。如1956年龙泉金沙塔出土的晚唐《佛名经》手卷，全长14.8米。佛名写经行首捺印佛或塔图样，印色朱红，计有佛像213尊、佛塔28座，一字排列。这些佛或塔形状完全相同，当是刻成一个佛像、佛塔印模，然后在纸上捺印而成。以“小印”拼合而成“整张”印物，这为北宋活字印刷术发明提供了技术范例。
其三，温州两宋时期雕版印刷业兴盛，刻印书籍数量多、质量高、流传广。至今保存的宋代善本仍为数不少，如1965年白象塔出土的宋大观元年(1107)永嘉显教院沙门子坚刻印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大观三年(1109)《妙法莲华经》，1966年仙岩慧光塔出土的宋祥符八年(1015)《妙法莲华经》、明道二年(1033)兵部侍郎胡则印施《大悲心陀罗尼经发愿文》、庆历(1041-1048)间《陀罗尼经》等刻本。字体规范,墨色均匀,经文清晰,都表明温州雕版印刷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
其四，温州唐宋时期造纸业也很发达，所产蠲纸以洁白、细密、匀称润滑而闻名，北宋至道(995-997)年间曾被列为贡品。《三柳轩杂记》称“大略高丽纸”,《清波别志》则称“殆与江南澄心堂等”，可与高丽纸、澄心纸相媲美,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被推为东南第一。张秀民先生在论述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时提及:“温州出蠲纸,洁白坚滑,过于高丽纸。这就具备了写经印经的物质条件。”
其五,温州北宋时期陶瓷业相当发达,市郊西山窑制瓷,讲究原料研磨、淘洗和胎面修饰,器物胎骨坚硬、细薄,以精致玲珑的造型闻名全国。诸如形神兼备的人物塑像、生机内含的花果式日用器皿、淳和的经文刻碑等,均为北宋时期青瓷的代表作。这些先进工艺为烧制泥活字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无论在时间、地点,还是在印刷、造纸和烧制泥活字的技术上,温州都具备率先应用活字印刷的客观条件。
有哪些活字印刷特征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存经文为:“……映饰。妙真珠网，弥〇〇〇覆树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尼光,照百由旬,犹……叶花果,皆令分明。是……其宝柔软,从如意珠玉生,分为……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华团圆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密。复有赞叹诸佛………如……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和……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水想，名……宝国土，……宝楼。[其楼]阁中有无〇量诸天,作天伎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幢……僧,此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世界……明。其光如盖……莲花台,八万金……见无量寿佛者……”其字迹特征包括:
残页字体细节
(1)字体较小。最大如“赞”“叹”等字,阔0.5厘米、长0.45厘米；最小如“上”字等,阔0.35厘米、长0.15厘米。而同塔出土的大观三年(1109)《佛说观无量寿佛》印经,其字体阔长各为1厘米。
(2)字体长短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均。即使同字,亦存在这种情况。如三个“色”字,一个阔0.3厘米、长0.15厘米,笔画略粗；另二个阔0.4厘米、长0.3厘米,笔画略细，而其中一字首二笔特粗。
(3)字距极小，紧密无间，如将“一一”印成二”；“十一”印成“土”等。
(4)排列不规则。在回旋转折处出现字形颠倒现象，如“皆以杂色金刚”的“色”字横排,还在连接出现“〇”，如“弥〇〇〇覆树上”“有无〇量诸天”等。
(5)漏字。经与同塔出土的大观三年《佛说观无量寿佛》印经校对,发现在第六观中，“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句,残经脱漏“其楼”二字；另一处,大观版经为“此想成己，名为粗见极乐世界”句，残经脱漏“名”字。
(6)纸面可见到字迹有轻微凹陷，墨色亦浓淡不一。刚发现时凹陷较为明显。
根据沈括《梦溪笔谈》有关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印本残页的活字特征显而易见。
首先，字体长短大小不一，与胶泥活字成型有关。胶泥造字是采用分批分次逐个雕刻，因而所刻之字，繁者字体较大，简者较小，如“赞”“叹”等字相对较阔，而“二”“上”等字则较小。即便同字，亦有明是差别。况且这些字也不是单次统一烧成，“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木烧，瞬息可成。”可见有些僻字还是临时刻烧的。
其次，胶泥活字字体不像现代铅字有其“字身”,而是“薄如钱唇”,“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它的排版定位,也不像现代铅字靠其方正划一的字身互相挤夹而成,而是先将松脂蜡铺在一铁板的铁范内,再将活字密布其上,然后用火炀之。待蜡稍熔,用一平版压平其面,凝固后即成，由于字体扁薄,故字形也就不像今天铅字那样方正,而是按单字笔划多少进行雕制，因此，在布字时会出现字距紧密无间的现象。
另外，漏字、倒字和行尾出现“○”的现象，也与活字排版有关。漏字应属于排字和校勘的疏忽，而在经文回旋转折处出现字形颠倒，当属误植所致。至于经文中出现“○”，该两处均在行末转折处，位置太狭，而应排的“覆”“树”“量”等字，都是笔划繁、字形大的单字,无法容纳，只得填以形体小的“○”,使排版做到“字印密布”。
最后，纸面字迹轻微凹陷，墨色浓淡不一，同样为活字特征之一。泥活字“火烧令坚”,在印刻时，上墨、铺纸、施加压力，柔软纸上就出现微凹字迹，此即“齿痕”。至于墨色浓淡不一，当与活字版面欠平，施加压力不匀有直接关系。
在国内外引起怎样的反响？
《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温州市白象塔北宋佛经残页介绍》一文刊发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反响，有质疑的观点，也有赞同的声音。
其中刘云在《<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一文的商榷》(《文物》1988年第10期)里，认为活字佛经残页为雕版印刷。张秀民、韩琦赞同刘说，并补充说：“此经本身并无刊印年月,不可能借另一写经的年月，就定为同一年或相近年代的印刷品。”从而认为“是否为活字印本,尚是疑问。更不能说它是12世纪北宋活字印刷的实物见证。”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钱存训博士则在1990年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上发表了《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略评》论文(后分别刊于《中国印刷》28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存训著《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对刘云的质疑一一回应后,称此经为“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推测这一佛经是用毕昇制作的胶泥活字所印，也极可能。”
近年来，随着对温州白象塔北宋活字印本佛经残页的研究逐步深入，其观点得到文史、科技领域更多专家的赞同和支持。
由卢嘉锡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章节，详细介绍了白象塔北宋佛经残页的活字印刷特点，如漏字、个别字横排、连排等。书中特别指出“两字连排容易将其连成一字”是活字印刷的明显特征，而雕版是不会将两字连成一字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国印刷史话》认为:“在毕昇发明泥活字之后50多年，即北宋崇宁二年(1103),浙江温州出版了活字印本佛经，这是1965年在温州市郊白象塔出土北宋文物中得到证明的。这里出土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和同一出处的《写经缘起》残页。后者写有‘崇宁二年五月’，它与前者纸质相同，色泽相似，因而考古学者断定佛经亦为同年之物。温州烧瓷工业发达，有烧制泥活字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所以考古学者断言温州出土的这件佛经残页,当为《梦溪笔谈》中关于泥活字印刷记载的确切实物见证。”
《中华印刷通史》说:“1965年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内出土一件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刷品残片……经与宋版书比勘，特异之处殊多，而具有活字版特征，如字体比宋版书小,技术拙劣，长短大小不等，经文出现漏字，墨色浓淡不匀，在回旋处字形有颠倒现象等等。又据同塔出土北宋文物考证，初步确定为宋泥活字印刷品……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它的出土对研究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潘吉星在《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温州发现的印本残页……说明毕昇之后50年(1103)北宋仍以泥活字印书……温州发现的印本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这个结论仍然成立，它是毕昇活字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毕昇活字印刷图解之一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则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该佛经残页的活字使用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该经字体大小不一，有横排字，这确实是活字印刷品的典型特征。然而字与字相交对于活字排版是难以解释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此经使用的是活字但不是采用毕昇那样的方法印刷的，而是用活字一个字一个字捺印到纸上去的。这样来认识既能解释确实使用了活字，从而造成字体大小不等，有排字的现象，也能解释两字相交的问题。尽管这一文献还不能确定为真正意义上的活字印刷品，但它却不失为当时活字印刷的一个特例，它可以证明活字的存在、活字印刷技术的存在，因此，这一文献仍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对研究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史仍有重要价值。”
来源：温州文史馆
原标题：出土60周年，这件“实物见证”为什么会出现在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