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柴时道先生，宁海城关人，1918年-1994年。笔名：谷人、大风、友沫。生肖属马，族内称马叔。是现代艺术教育家、画家，开启了宁海现代美术教育先河。称得上近代宁海县潘天寿、应野平、柴时道艺坛三棵大树之一。柴先生在孜孜不倦地培养后学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锲而不舍地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画、书法、篆刻、诗词、素描、水彩画、油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他的花鸟画在浙东乃至浙江省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2024年是柴时道去世三十周年的日子，在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的支持下，《柴时道先生艺术人生纪念专刊》刊出，本报特从专刊中选出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我的舅舅
薛家柱
柴时道先生对别人来说是可敬的美术老师，大家都尊称他为“柴老师”，但对我来说却是亲舅舅，只有我和弟弟可以亲昵地叫一声：“小娘舅！”
我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是小舅舅拍摄的，那是1937年冬天或1938年早春。我出生后刚满月，妈妈穿着缎子棉袍，坐在菜园暖烘烘的冬阳下，怀里抱着胖嘟嘟的我。我瞪着乌溜溜的双眼，面对这陌生的世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小舅舅给小时候的我的第一印象：年轻、潇洒、豁达，浓黑的长头发，戴一副玳瑁边眼镜，整天笑呵呵，常常爆发出爽朗的大笑。他本身就是一幅典型的知识分子肖像，只要人们提到老教师，我就马上会想到小舅舅。
孩提时，妈妈常带我去外公外婆家。我在外婆楼下的大房间草草问个安，吃点糖果糕点，就直冲上楼梯，跑进楼上小舅舅的书房。见他正在伏案泼墨挥毫，画稿不光满桌子都是，盈箧盈筐也全是画：燕子、公鸡、老鹰、山水、花卉……我觉得好看又好玩，往往会挑上一大摞带回家，糊风筝、做毛兔灯、折纸鸢。舅舅见我这“外甥皇帝”要，又不能不给。
我听妈妈说，小舅舅曾经在杭州学过美术，是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范专业，毕业以后在杭州民众教育馆做过事。“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回宁海，担任过溪下小学校务主任、遗惠小学美术教员。那时，我妈妈也在遗惠小学教书，还一度担任过教导主任。只是1937年与我爸爸结婚后，怀上了我，才离开教职。
我对小舅舅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参加他的婚礼。舅妈是家乡的美人儿，长得苗条娟秀，说话轻声细气，就像是从月份牌上的美人图中走出来的。她出身城东陈家的大户人家，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
婚礼办得非常隆重热闹。按家乡风俗，新房里的子孙桶（马桶）一定要外甥撒第一泡尿，才能早生贵子、多子多福。我是名正言顺的亲外甥，理应效劳。我就在新房的婚床边，掀开高脚的红漆子孙桶盖子，还意外得到一袋内装有红枣（早）、花生（生）、桂圆（贵）、莲子（子）的礼物。然后拉开了开裆裤，毫无顾忌地撒了一泡尿，尽显“外甥皇帝”的威风。
这下可不得了！一年后小舅妈就生下贵子谷香，而且接二连三：大香、小香、大宝、小宝，一生就是4个贵子，还有1个闺女。
1949年春天，我考进宁海中学春季班。下半年宁海解放，举行盛大的国庆游行，小舅舅就日夜赶着绘制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大幅画像。
我们都涌到大礼堂去看他赶绘，在蒙着白布的大画框上用炭笔先描绘出领袖脸部轮廓，再用油画颜料一层层涂抹。这一下我对小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光山水、花鸟等中国画绘得如此传神，连素描、油画等西洋画也技法精通，画得惟妙惟肖。
1951年冬天我宁中毕业，被保送到慈溪锦堂师范。发现不少教师宿舍里，都有炭笔的主人公速写肖像，署着“谷人”的炭笔签名。而且每幅人物肖像风格相似，亮部都用白粉笔擦几笔。
咦，谷人，不就是我小舅舅柴时道吗？我脱口叫了出来！
“是啊！柴时道当年是我们锦堂师范美术老师。”郑为前、杨文奎先生都这样回答我，“这是当年他为我画的头像。画得真好！”这样，我才正式了解小舅舅的前半生经历。
抗战开始后，杭州的机关、学校均内迁到浙西、浙南。小舅舅所在的民教馆内迁到兰溪女埠后停办。1939年，在著名教育家郭人全邀请下，小舅舅到浙江丽水碧湖社会教育实施区担任艺术指导员，主编《民众报》。1940年8月又被聘任为省立锦堂师范美术教员。他先在锦师教了2年美术。1942年8月因宁海中学增设高中部，改名为宁海县立中学，特邀小舅舅回乡担任美术教员。就在这年冬天他结了婚，1944年还被聘任为宁海美术协会筹备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郭人全把锦堂师范作为地下党活动基地，为解放区培养与输送大批优秀人才，他又聘请小舅舅在1946年再次担任省立锦堂师范美术教员，并兼附设民众教育馆主任。这期间他培养了不少优秀美术人才，很多人成为解放区与解放后的宣传干部，有的还成为杰出的画家。
我在1986年应邀到慈溪参加锦堂师范成立七十周年校庆。在庆祝酒会上，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郭人全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回忆抗战时如何艰苦办校，坚持教学，把锦堂师范从慈溪东山头内迁到嵊县，再辗转东阳，然后到达抗战后方丽水碧湖，那情景真有点像电影《流亡大学》。郭校长越说越激昂：“那时，我聘请柴时道先生来教图画。他不计较条件艰苦和薪水低微，培育了艺术英才。”
坐在我旁边的“江南笛王”赵松庭、中国美院教授吴德隆、指墨画家白凡教授等听后都纷纷响应，热烈地谈起当年柴先生如何对他们热忱指导，使他们走上艺术之路的往事。当知道我就是柴先生的外甥，喝了点酒面孔通红通红的白凡教授竟激动得有些口吃：“我的指墨画就是柴先生教的。宁海的徐抚九擅长指墨，所以潘天寿、柴先生都画指墨。我永远不会忘记柴先生啊，他对我……艺术上的帮助，真大真大……”
吴德隆告诉我：柴先生擅长花鸟、山水，并善金石、书法、诗赋，诗书画印四艺俱能。他早年就读于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时，就受到徐悲鸿的称赞，是当时学校里的高材生。潘天寿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白社”国画研究会，柴先生就是会员。舅舅和解放后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刘蒙天是当年同门学子，这说明他当时已步入名家之列，只是后来回到家乡，从此同全国美术界疏离了。
这一下，我才进一步知道，小舅舅抗战前后的这一段历史，他在师生中居然有那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至今还在怀念他。可当时，小舅舅已经退休，双目因白内障几近失明。当我把他这十几年近况告诉郭校长和赵松庭、吴德隆、白凡等人时，他们都不胜感慨，要我代为问候。
1992年在宁海县委宣传部、教育局支持下，相继在宁海、宁波、杭州等地举办柴时道个人画展。当时我作为杭州市文艺部门负责人，更有责任为小舅舅在杭州的画展积极联系场地、邀请有关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让小舅舅了却平生一大心愿：他在西湖学艺，他的艺术重回西湖展览。
盛大的《谷人画展》放在西湖边六公园的浙江省政协联谊会堂举行。开幕式那天上午，来了不少有关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东西两大展览厅，琳琅满目地挂满柴先生的花鸟、山水长卷。前来观赏的有不少当时走红的书画名家和“政协诗画之友”的老领导。他们都很惊讶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画师怎么会画出造诣这样高深的作品，纷纷拍照摄像，赞不绝口。著名书法家蒋北耿竖起大拇指，亲口对我说：“了不起！了不起！这位老先生，不光花鸟、山水画得好，书法功力也很深！可惜啊，过去太不了解他，宣传得太少。”
是啊，小舅舅一向是个平和谦虚的人，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从不夸耀自己，更不会包装推销自己。连有我这样在杭州文艺界服务多年的外甥，他也从不找我帮个什么忙，更不宣传他自己。因此连我都对他不甚了解，甚至我写了那么多文章，写小舅舅的也只有《乡村画师》等短文。还是近年结识的杭州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告诉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宁海工作时就采访过柴时道先生，对他非常尊敬与佩服。年初，我拿到储建国的一大摞采访笔记，从宁海收集到的小舅舅早年国画、素描、速写、版画、印章等作品复印件，以及1939年在丽水主编《民众报》的复印件。采访笔记中有一段写小舅舅在大后方工作时，结识了孙多慈等美术界人士，与孙多慈相邀到天台山等地写生、采风，并与孙多慈等五名画家发起举办“抗日救国义卖书画”展览，作品轰动当地。其中还有一帧孙多慈专门为小舅舅画的肖像。
我简直吃惊了。因为近年我读过不少徐悲鸿、蒋碧薇、孙多慈的传记，对他们情况比较了解。我知道孙多慈到浙南去过，却没想到与小舅舅有联系。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当年孙多慈到浙南，认识《民众报》的这样一个年轻有才能的主编，他是学美术的，而且在画风上志趣相投，因而一起相邀到天台山等地写生、采风，这非常自然。孙多慈在浙南和浙江省教育厅许绍棣结婚后，临解放去了中国台湾，成为大画家与美术教育家，台湾很多画家都是她的学生。当年她在浙南，对小舅舅真是慧眼识英才。可惜由于政治和生活环境不同，两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在小舅舅百年诞辰之际，孙多慈专门为小舅舅画的肖像的发现，也为他的艺术作了一个小小的补注！
作者（1938-2021）：笔名罗岩。浙江宁海人。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柴时道先生
方牧
柴时道先生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无论达官显宦，或草芥细民，百年之后还有许多人记起他，念叨他的好，夸说他的德行人品，一生或可以无憾。
1962年早春，我在宁海中学图书室见到柴先生。图书室在柔石楼一层右侧，只一间教室大，十几个书架，藏书虽然少倒是中外古今俱全，放置整齐，夸张点说，一尘不染。柴先生是图书管理员兼美术教师，美术课课时不多，又不被重视，而小图书室只他一人，所以我把他的主兼职记住了。这主兼职是我为他定的位，以一个已成名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去担任小图书室管理员，足见先生的谦卑、厚道，不知道先生心里怎么想。如果在今日，是绝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的。在当时，管理图书可是个美缺，因为与图书相处比与人相处安全，图书至少在运动到来时不会揭发你。诸葛亮云“苟全性命于乱世”，鲁迅说“躲进小楼成一统”，鼎革之际，知识分子普遍怀有这种心态。
为什么我第一次见面就称呼“柴先生”，而非老师或老柴之类？也许事出有因。在宁海中学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戴秀廷校长略显得“迂”；童泽欧主任有点“鲠”，胡孝心老师曾经沧海，圆通世事，大智若愚，或可以说是“愚”吧；陈雅来老师稍年轻，内向，有点深不可测，偶尔也有“豪”的一面。而柴时道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与终生印象则是“和”——温和，平和，谦和，雍和。和生敬，敬生畏，这也许是我称他“先生”的直接原因。柴先生当时年纪并不大，中等个子，偏瘦，戴深度眼镜，须发已经花白。他说话声音很轻婉，嘴角总是带着笑意，那笑意略微牵动眼角边的鱼尾纹，显得和颜悦色，和蔼可亲。这见面瞬间印象，仿佛木刻似的，线条生动，勾勒分明，至今隐约还可想见他招牌式的淡淡一笑。每当我去图书室借书，总会看到他在认真抄写、编目，批改作业，却从未见过他作画。我办理借书手续时，他会很自然地站起来，微微欠身，点一点头，落座，登记书写工整，一笔不苟，动作利索，没一句多余的话。也许是缘分，我成了图书室的常客，每星期免不了要去一两次。虽然他知道我与他的外甥薛家柱是同学，却从不以长辈自居，总是谦恭地叫我“王老师”。彼此相敬如宾，齐之以礼，君子之交淡如水，仅此而已。在这几年文化沙漠中，我几乎借阅过室内四分之一的文学书籍，读了能找到的全部莫里哀与莎士比亚，这是首先要感谢柴先生的。
1966年6月，我成为宁海“文革”祭坛第一份牺牲品。在排山倒海的批判浪潮中，没见过柴先生半张大字报，也没听到他在批斗会上吭一声，他仿佛从人群中消失，却分明仍在那里。中国人爱打落水狗不知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我却亲历身受了。批斗会场面似乎有点滑稽，被鲁迅称作“做戏的虚无党”。在会场奋臂捋袖有之，义愤填膺有之，装模作样有之，照本宣科有之，一时气塞语噎亦有之。会后仿佛若无其事，默默走散，甚至暗自窃喜（幸好被批斗的不是我），也有心怀鬼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上行下效，日久成风，能够不沾染此风者有几？柴先生是其中一人。戏既然开演，有导演，有主角，有观众，跑龙套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但凡登台者必有其角色定位，一小丑二花脸三牙须，脸上总会涂抹几点粉墨。有些人一世英雄，此时亦未能免俗使人气馁；耿介如柴先生者，不说高风亮节，也称得上是“国粹”。
一年多后“清理阶级队伍”，风暴再起，在劫难逃。宁海中学才六七十个教职员工，就有十几人被打入牛棚。凡在旧社会混过的无一幸免，能逃过此劫者唯柴先生一人。在同棚“牛友”中，也有策划批斗过我的，相逢一笑，楚囚对泣，如今是玉石俱焚、沆瀣一气了。柴先生之所以躲过此劫，大抵有几个原因：一是善于藏拙，不事张扬。“脱略脂粉悔少作，摒弃丝竹入中年。”柴先生虽然年少成名，此时他只是个图书室小职员，既没有一官半职，又很少作画，如庄子《山木篇》所云，以“不材”尽其天年。二是他家道中落，一介寒士，陋巷箪食，与世无争；又淡泊名利，遇事谦让，头上没有辫子可抓。三是与人为善，从不树敌，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没有敌人，乃是为人处世最安全的避风港。四是他笑口常开，慈眉善目，一脸佛相。柴先生的笑容透着从容与坦荡，真诚与无私，善良与质朴。虽说在做戏的年代，逢场作戏，假作真时真亦假，但凡遇到个“真”角色，假李鬼碰到真李逵，也会心生怯意。俗话说“棍棒不打笑脸人”，何况那笑脸正洋溢着和气与正气。孔子被誉为“圣之时者也”。柴先生人如其名，他确实做到了安分顺时，安贫乐道。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他的人格修养、处世之道，是常人难以效仿的。
我在宁海有许多师友、学生，柴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者之一，可惜有缘识荆，却无缘探骊。我曾在柔石纪念室借住数月，朝夕与大幅的柔石画像见面，柔石的眼神里的那份睿智，我似乎在柴先生眼里也见过，却不问、不知那幅画是柴先生所作。近日读到谷香世兄的纪念文章，我才得知柴先生的生平行事底细，柴先生早年曾得到潘天寿、徐悲鸿等画坛名宿的指点与奖掖，为抗日救亡奔走不懈，对保护文物卓有建树；且琴棋书画俱佳，古体诗也写得不错。也怪我眼拙缘悭，未能拜在门下，以我当时的年少张狂，对比先生的谦恭低调，更是汗颜无地。人生在世只是个过程，如日月之行，见，人皆知之，不见，人共仰之，那便是圣贤了。先生去世时有一副挽联云：“梅兰竹菊人品五绝，琴棋书画君子千秋。”二十年后，青山不老，故人如在，我也凑得一联，聊奉芹献：
不论人过思阮籍
归去来兮慕陶公
癸巳秋日于听涛居
作者：1936年出生，原名王学渊，作家、诗人，浙江海洋学院教授，历任浙江省文联委员，浙江省作协理事，舟山市文联副主席，舟山市作协名誉主席。
柴时道先生画作《小青春色》（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