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 从默默无闻的贫瘠小县到享誉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成长的独门秘籍是什么？
小义乌如何成“大市场”，助力“中国制造”通达全球，诠释改革开放视野下的“大国之治”？
3月15日，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工商大学指导，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学家学院、浙商博物馆主办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新书首发式暨读者分享会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博物馆举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总编辑、党委副书记芮宏，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浙江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李海江等领导出席。
本书作者胡宏伟为澎湃新闻生态内容管委会副主席、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作为浙江改革开放历程执着、理性的观察者，他相继出版了《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等重要作品，以媒体人敏锐的新闻洞察和专业素养，在浙江打下一口洞察中国的“深井”，呈现浙江样本的中国意义。
读书会现场，胡宏伟从二十多年前写《温州悬念》的经历聊起，阐述他对“温州模式”“义乌经验”的全新思考，解码温州、义乌、杭州发展背后的关键逻辑，为读者带来一堂生动的“经济课”，让更多人看到义乌经验的综合价值，留下“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永恒追问。
【1】独一无二的义乌
这本聚焦义乌发展历程的著作，是胡宏伟研究浙江改革开放的第七本书。
时间拨回24年前，胡宏伟与好友吴晓波合写《温州悬念》，第一次将笔触探向个体私营经济“异端崛起”的温州，定格改革开放的鲜活标本，留下一部生动的经济发展传奇。
“写《温州悬念》的时候，除了兴奋之外，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去，但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逐渐实现从媒体人向学者的转型。”胡宏伟说，判断力、深度思考和思想，是这个时代最缺失的东西，这也是他多年来坚持写作的原因。
不过，当年沉浸于“温州模式”研究的胡宏伟，并没有意识到义乌市场的独特之处，“1995年，作为新华社农村记者的我沿着颠簸的国道驱车来到义乌，采访第一届义乌小商品博览会，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义乌，此后，我又多次到义乌采访。但在很长时间里，我对义乌的认识是不足的，一直将义乌视作‘温州模式’的变种、分支，至多是延展和完善。”
他用三句话来概括“温州模式”：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以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两者基础上激活千百万人的创造力。这些特点，也是“义乌经验”和“温州模式”的共同点。
既然如此，今天的义乌为何会呈现出与温州截然不同的气质？
胡宏伟认为，商帮文化、地理位置、改革先发优势都是影响义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义乌从之所以引领中国、引领世界，关键还是政府行为，“温州是‘无为而治’。义乌在1982年创建时，以谢高华书记为首的地方政府就全力推动确立了‘四个允许’。今天义乌成为43年‘改革常青树’，这背后有个重要因素，义乌经历了六代市场十四任书记，很早就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上进行了探索，为我们观察今天的政府行为提供了重要视角。”
【2】从历史到未来：寻找隐藏的药方
义乌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无数人漫步于时间长河，给未来留下历史的底本。
本书人物口述史部分采访了15个人，第一位便是义乌市场的催生者、创建者谢高华，他于2019年去世，生前曾接受过胡宏伟三次采访，留下的采访材料被整合进了本书的第一篇口述史“对话”中。胡宏伟至今记得与谢高华见面的场景，“谢书记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条幅，上面写着两个字‘信仰’，是他自己写的。我没记错的话，谢书记文化程度不高，字写得一般，但很有力量。我问他，当年改革如此艰难，个人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是什么力量推动您在义乌最困难和最艰难的时刻做出这样的决策？谢书记用一句话给出回答——‘为老百姓吃饱饭杀出一条血路，这就是我的信仰！’”
可惜的是，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有幸被打捞。胡宏伟提到了一位没采访到的义乌市场见证者——义乌市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筹建时的工商所书记孙樟宝，“我们已经和他约好了采访，但采访前夕，义乌市老干部局非常沉重地告诉我们，老先生去世了。”
这种现实给胡宏伟留下了一种紧迫感，“这本书年纪最大的采访对象已经90岁，说实话，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离我们而去，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也会在那天消失。我想，历史是必须被记录的，现在有太多的人在追逐当下和未来，遗忘我们的历史，但历史的发展过程里永远隐藏着当下和未来的药方，只有用历史照亮的未来才是未来，这也是我关注浙江改革发展史的原因。”
【3】“义乌经验”再出发
从“鸡毛换糖”走四方的商帮文化到席卷全国的科创热潮，翻开《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就像走上一座勾连历史和现在的桥梁，呈现改革开放的底层逻辑，让更多人看到中国、读懂中国。
“我始终坚信，偶发性的东西没有学术研究的必要，只有共性的东西才是可学习、可复制的。”胡宏伟认为，义乌经验是一个开放式的样本，也是富有生命力的改革样本，从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始终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反复循环，为未来中国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和实践积累。
他以最近广受关注的杭州科创民企举例，“杭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科创企业，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浙江长期改革发展的一种必然，如果没有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组合的环境，没有市场化理念和体制机制这汪‘活水’，杭州科创企业崛起不可想象。从这点来说，杭州现象的土壤和基础部分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90年代（义乌市场发展的相对成熟期）的义乌经验一脉相承。”
更深层次来看，杭州现象是义乌经验基础上的“再出发”。
“杭州非常强调打造服务型政府。”胡宏伟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政府行为，即有限、有为、有效。“政府不能有无限的权力，但必须有所作为，并为企业家和民众提供高效服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以平等、透明和普惠的理念，打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回到浙江一直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就是法治、开放和公平。”
他说，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壤，也是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政府行为，才能带来之江大地创业创新活力勃发奔涌，自己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立足点上去观察温州、观察义乌、眺望杭州。“就像我在书稿序言最后一段话写到的，中国改革总体是实践大于理论。我们已经在实践层面给世界做出很大贡献，同样需要在理论提升方面做出更多，在这一意义上，温州、义乌、杭州乃至浙江始终走在前列，这才是浙江对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留下的宝贵的财富。”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